如何輕言大愛？

那天得知波士頓悲劇，第一反應是打給當地同事問平安。接二連三的，是一大串網絡媒體上不同的反應甚至罵戰。

這不是一個新現象。我還記得蘋果公司（Apple Inc.）創辦人喬布斯之死後，左翼之眾亦曾批評大眾只顧悼念一個資本主義下的俵俵，卻從來沒有人理會過每天餓死病死戰亂死的非洲貧民。

往往到最後爭辯點都流落於，到底我們對一方的關切以及對第三世界的災難不聞不問，這種反差，是不是偽善？

我一直覺得這樣的指責對於在網媒上打兩句憑弔之言的人過於苛刻和沉重。畢竟，網媒上大眾消費新聞的方式（大多是簡單的 Share/Like/Pray），除了對受難者施予精神支持外，它的實際意義無疑是近乎零；跟完全漠視不理，反差其實並不是那麼大（按下Share打兩句Rest in peace，只是兩三秒鐘的成本）。

當然，喬氏之死之所以更具爭議性，是因為蘋果公司素有剝削生產工人的前科，故道德上必定惹起「表揚喬氏之功，即合理化其對第三世界勞動者的壓迫」的對立。但是這一次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方在於，波士頓跑手以及中東百姓，同孰無辜的傷亡之眾，缺少了道德上的對立面。何以憑弔前者的人會惹來這般批評？

波士頓的新聞，較之敘利亞每天重覆著的砲火與死難，我對前者確是較為留意。但始我不禁要問：一，這是否能歸咎於基於種族的偽善；以及二，假若我們對不同的事有其明顯「親疏之別」，我們又有沒有能耐把對人的道德要求，提升到對萬物皆帶物傷其類之情的高度？

我想起一句話："One death is a tragedy, a thousand deaths is a statistic."。面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對兩樁事故有不同比例的關注，我想與偽善關係不大，而主要應該取決於該新聞的偶發性。自兩年前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早已成為一片亂局，戰火連天，炮火與死亡自然不是甚麼新鮮事。相對而言，美國鮮有這類恐襲消息，因此災難出現，震撼程度是高一點。

舉例說，我們便從來不見人會大肆哀悼去年年底美國風災的死傷（其死者數字近百，遠較炸彈死傷高）。這類災禍在當地可算是「家常便飯」。又例如鮮有港人會知道美國國會民共兩黨的財政政策在爭議甚麼（當地例行公事式的耍花槍），但在 2011 年卻有為數不少的媒體報導突尼西亞、利比亞跟埃及的政變；縱使，前後兩者對我們的潛在影響應該不相伯仲。

說這是傳媒選擇性報導的問題，我看是倒果為因的講法，因為傳媒報導一件新聞與否，主要跟其爆炸性/可讀性有最大關係。選擇不報導每天敘利亞的拉鋸戰，是因為死亡變成了數據，失去新聞價值，而不是基於自我審查或者政治動機，也不見得是種族上的歧視。

於是下一步的問題是，說到底是人性使然，讓我們習慣於對不停發生的悲劇感到漠然。其實同樣的講法也可套用於很多日常生活的例子：

• 當年馬尼拉香港人質事件，全港人人目不轉睛地看直播；其實類似的人質事件每天在索馬里都發生啊。
• 香港船難死了三十多人，各大頭條大撰訃文；不久前的意大利郵輪船難，有多少人知道？
• 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罷工，因為他們的待遇不合理且工時不人道，為什麼不關心富士康，還買 iPhone 5 買得那麼過癮？
• 關注香港貧窮人口的問題，為什麼又不捐錢給第三世界國家？Starbucks的血汗咖啡豆下逼死成千上萬的咖啡農，你喝咖啡時可有哼過一聲？
• 常說要有慈悲的心，怎麼就不想想你每天吃肉殺了多少生命？

我們的責任，循這條思路，可以無限延伸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直到它把你完全癱瘓、侵蝕。

我們在問的，其實是一個遠遠比我們想像中更遠大、更千絲萬縷的道德問題。

明顯地，我們對一件事關心與否，跟其與我們的親疏（Proximity）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對某些事情比較熱切、關心、痛心，並非以偽善就能全盤解釋得到。我的論點不是要合理化人這樣的冷漠。相反，我覺得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有基本的關心，是最底線的道德要求，因為我們「正在承擔共同的命運」。

可是，在這件事上我較關心的是，當我們指責他人（或者自己）不關心別人死活，無疑是過於苛刻和沉重了。我關心的是，我們時常輕易陳義以無私大愛，其實恰巧反映了論者對「大愛」的輕視。

這是一個值得停下來，進一步疏理的問題。或如友人所言，我們「如何能夠輕言大愛」？